一、历史上的城管：权力与秩序的交织

中国古代的“城管”并非现代概念，但其职能雏形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监市”作为最早的专职城市管理者登上历史舞台。《韩非子·内储说》记载：“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商朝以残酷刑罚震慑破坏市容者，彰显早期城管权力的野蛮性与威慑力。至秦汉，城市管理职能分化：秦设“司市”与“胥吏”分管市场秩序与治安，汉朝“市令”则集税收、户籍、度量衡监管于一身，形成“坊市分离”的封闭管理体系。唐代长安城将城管职能推向系统化。《唐律》规定：“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占道经营不仅面临肉体惩罚，还需自费恢复原貌。宋朝因商业繁荣催生专业执法机构“街道司”，其5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身着统一“青衫”，负责拆除违建、疏浚沟渠甚至消防救火，职能覆盖现代城管、消防、市政三领域。明代“五城兵马司”更将军事化管理引入城市治理，清朝“督理街道衙门”则细化至下水道维护，古代城管始终在“秩序优先”理念下维系着脆弱的城市生态。

典型案例：北宋汴梁“侵街”治理堪称古代城管执法典范。街道司以“表木”划定摊位边界，商贩越界即遭驱逐，同时颁布《宋刑统》明确“杖七十”的量化处罚标准，这种“立法先行+物理隔离”的模式至今仍在部分城市沿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城管：从空白到建制

1949年后，城市管理职能长期分散于公安、卫生等部门。1978年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浪潮催生乱搭乱建、占道经营等新问题。1980年，全国城建监察队伍开始组建，标志着现代城管雏形初现。至1996年，《行政处罚法》赋予城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各地城管局陆续挂牌，但职能边界模糊、执法依据混乱的弊端逐渐暴露。

这一时期，城管角色矛盾凸显：一方面承担着“创卫”“拆违”等硬性任务，另一方面因暴力执法频发成为舆论焦点。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队员事件，将“猫鼠游戏”的悲剧性推向顶点，引发全社会对城管职能合法性与人性化的深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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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城管：争议中求变的转型探索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城管职能涵盖市政、环保、交通等7大领域，推动“综合执法”向“服务管理”转型。各地试点改革层出不穷：西安推行“城管+商户”共建共治，广州设立“流动摊贩疏导区”，成都引入“非接触性执法”通过无人机取证减少冲突。

然而，体制性难题依然存在。2024年北海市撤销市级城管局，将职能下放至区级，引发“取消城管”误读。实则改革意在破解“多层多头执法”痼疾，通过权力下沉提高响应效率。类似地，三亚将城管局并入住建局，赤峰以“城市运行管理服务中心”替代传统执法局，折射出从“管”到“治”的理念变迁。

典型案例：深圳“街长制”改革颇具代表性。每条街道由城管队员担任“街长”，整合市监、环保等部门资源，通过“一网统管”平台实现问题即时处置。2023年数据显示，该模式使占道经营投诉下降47%，证明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可有效缓解执法矛盾。

四、未来城管：法治化与智能化的双重突围

未来城管发展将围绕两大主轴展开：

1.立法破局：住建部委托起草的《城市管理法》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拟明确执法权限、程序及监督机制，终结“借法执法”的尴尬现状。王毅教授指出：“立法需平衡统一性与地方差异，例如杭州数字城管经验、重庆山城特色治理都应被吸纳”。

五、结语：从“执鞭度”到“云治理”

三千年前周代“胥吏”手持鞭杖巡视街市，三千年后城管队员操控无人机守护城市，变的是工具与理念，不变的是对秩序与活力的永恒求索。未来的城市管理，既需《城市管理法》筑牢权力边界，也要以“人民城市”理念重塑价值坐标，方能在古老文明与现代科技找到平衡。

作者：Tony Wang

来源：城市管理之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